中国基金报记者 吴娟娟
2026年是公募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新规实施后的首个年度投票公开披露年。新规要求公募基金切实行使股东权利——参与投票并公开披露。
第一批“成绩单”日前出炉,根据富达国际与紫顶股东服务机构11月3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公司投后管理报告》,165家公募基金管理人中,121家披露了实际投票记录,2025年累计形成11453条参会记录。
富达国际投后管理主管王芳表示,对投后管理而言,今年“真正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王芳认为,从会前沟通、表达投票顾虑,到必要时投出反对票,再到沟通无果后减仓退出,落点始终在企业本身,“最终目标是推动企业行为改变”。
中小股东的“不同意见”
集中于规则修订、薪酬等
“看绝对数量,反对票确实寥寥无几,但这个从无到有的变化本身价值巨大。”王芳说。
统计数据显示,参会次数排名前十的管理人合计参会7983次,占全部参会记录的69.7%;在至少投出一项反对或弃权意见的29家管理人中,19家在至少一条异议记录中披露了具体理由。
虽然反对票占比不高,但其指向清晰。
例如,报告以两期共同覆盖的478家MSCI中国A股在岸指数成份股为样本,2024年至2026年上半年,中小股东高异议议案占比由上一报告期(2022年至2024年上半年)的15.54%升至17.41%;同期,全体股东高异议议案占比则由4.07%降至3.23%。这里的“高异议议案”,指相关股东反对与弃权票率合计超过10%的议案。
中小股东的异议集中在规则修订、担保及授权等涉及治理安排和股东权益的事项上。其中,规则修订类议案的中小股东异议占比由41.49%升至44.75%,担保类维持在约39%的高位。
薪酬是另一个焦点。2026年上半年,A股全市场未获通过的薪酬相关议案由上年同期的10项增至24项。报告提到一家科技公司的案例:其薪酬议案首次表决未获通过后,公司补充说明了业绩与薪酬的联动关系并调整方案,重新提交的各项议案最终均获通过。
打开沟通窗口可能更重要
有些股东觉得,只有把议案否掉才算“赢”。王芳认为这是一个误区。
“市场绝大多数议案支持率都在99%以上,如果某一位董事、某一项议案支持率掉到97%,就足以引起管理层高度紧张。”她说,投反对票不是目的,传递诉求、施加影响才是。
在关联交易等控股股东需回避表决的场景下,中小股东的话语权更是决定性的。她还提到,A股已经出现不少关联交易议案被中小股东联合否决的真实案例。
为什么公募投出的反对票不多?王芳给出了几层原因:一是现实阻力。在亚洲市场,机构并不愿意公开与上市公司发生冲突。二是投资逻辑。做自下而上的基本面投资,买入一家公司本身就意味着对它作出了正向判断。三是长期投资者需要和上市公司维持良性关系。
她解释道,在富达的框架里,投反对票是前期全部沟通都失败之后的“最后手段”。对于持仓占比较高的标的,团队会尽量在投反对票前通过开会或邮件告知企业,某项议案存在问题、正在考虑投反对票。有时企业提供了新的背景信息,判断会因此改变,也有沟通无效、最终仍投反对票的情况。
“很多时候,一张赞成票背后做的工作,远比一张反对票要多。”王芳说,只要制定一套僵化的规则,就可以批量输出大量反对票,团队几乎不用做实际沟通;而原则性框架加上一事一议、在充分沟通后基于完整信息投出赞成票,对公司治理改善更有实际意义。
薪酬议题就是典型。大约在2013年,富达国际欧洲团队把长期激励锁定期最少5年作为硬性红线,这套规则在英国效果不错,2019—2020年英国大部分公司都采纳了该机制,但在法国阻力很大。部分法国企业只有3年锁定期,却会额外要求CEO把60%的基本工资用于在二级市场买入自家股票。如果这类企业管理层长期经营业绩优秀,团队就会认可这种替代方案。
当沟通持续无效时,投票层面的判断也会传导到投资决策上。她举例称,一家全球消费品企业,团队连续两年反复沟通其CEO薪酬设计的漏洞,包括过度依赖单一利润率考核指标、在CEO持股已经很高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发放股权激励,但始终没有改善。团队据此判断董事会已失去对CEO的制衡,基金经理随后减仓,最终全部退出。
外资公募异议率高于均值
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包括富达基金在内的9家外商独资公募参会次数中位数为23次,居各类公募首位;异议率为11.70%,远高于其他各类公募。从议题看,规则设立或修订占其异议记录的59.2%,而在其他背景公募中仅占8.7%;其他背景公募的异议较多分布于股权融资、选举、经营事项及资产交易等议题。
王芳表示,衡量尽责管理的进步,不仅要看参会次数和投票数量,更要关注投资者能否在重要议题上形成独立判断,将积极行权与持续沟通相结合,并跟踪企业回应及实际成果。
回到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如何利用这些披露评判基金公司?
她的建议是,不要用“反对票越多、投后管理越好”这个简单标准。她认为,除了公示投票结果,监管还应要求机构披露投票决策框架和沟通流程。“全部投赞成票本身没问题,但要公开讲清楚分析、沟通之后得出赞成结论的完整逻辑。”当然,如果所有议案零反对,这本身也是不正常的。
她强调,负责任的长期投资人一定会遇到必须投反对票的场景。未来随着披露规则完善、各家机构形成稳定的投后风格,投票记录才能真正帮助基民筛选与自身投资理念相匹配的基金。
这套机制能否持续深化,还取决于另一股力量。王芳表示,目前的驱动力主要来自监管,以及机构拓展海外客户业务的需求;而在海外,养老金、保险等大型长期资产方会把ESG和投后管理直接写进管理人招标评估打分表。国内这些资产方还没有正式把投后管理纳入对外部管理人的考核体系。“资管机构本质是商业主体,客户的需求决定我们的资源投入。”她说。
从会前沟通、表达投票顾虑,到必要时投出反对票,再到沟通无果后减仓退出,王芳描述的这条链条,落点始终在企业本身。“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推动企业行为改变,而不是追求反对票数量。”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