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报记者 莫琳
日前，刚刚履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田轩，在宁波发表了首场公开演讲。
他在演讲中透露，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自己在去年和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连续提交代表建议，呼吁通过政策支持、税费减免等方式，大力鼓励产业创新。
这位长期深耕创业投资与企业创新领域的学者，在演讲中系统阐述了一个核心判断：要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就需要更加“包容”的创投市场和更加“耐心”的产业资本。
田轩在演讲中提到，在近期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与加快壮大新动能被列为前两项重要任务，后者实质上指向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也是当前产业资本的主要战场。
田轩认为，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深刻的内外双重逻辑。从内部逻辑来看，中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期，亟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极。从外在逻辑来看，纵观历史，全球仅有前苏联、日本和中国三个国家的GDP规模曾突破美国的60%警戒线，且前两者均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国在2016年跨过60%关口并于2021年逼近80%这一不可逆竞争节点后，外部的极限施压显著增加。
田轩强调，这种外部环境倒逼我国必须将战略重心转向国内大循环与科技自立自强，通过建立自主的科技创新体系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明确了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后，田轩指出了当前面临的关键痛点。他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底层支撑在于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探索过程，天然伴随着周期漫长、高度不确定和高失败率的特征。这与当前金融体系追求短期稳健回报的底层逻辑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尽管国家层面已将科技金融置于金融强国建设的首位，并反复强调要培育“耐心资本”，但若缺乏与之匹配的市场生态，政策意图仍难以有效落地。
面对上述矛盾，田轩提出，破局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的一级产业投资市场，这种包容性需要贯穿于创新主体与创新机制两个维度。
在对创新主体的评价维度上，田轩认为社会与投资界需要打破传统的衡量标尺。
他提到，针对超级独角兽创业者的学术调研显示，这类能够实现颠覆性创新的人群往往呈现出高度复杂的特质画像，除了常规优势外，还常伴有在传统视角下被视为孤僻、不守规矩、冷漠或极度自我的特征。而这种“离经叛道”恰恰是打破常规、催生奇思妙想的土壤，若以世俗标准进行审视，许多具有颠覆潜质的创新者极易被扼杀，因此对特殊人才的接纳与包容是孕育“从0到1”创新的前提。
在对创新机制的运作维度上，田轩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基金运作模式指出了国内市场的短板。他认为，美国独立风险投资多采用“10+2”的长周期机制，背后是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等“深口袋”机构投资者；而国内市场接近百分之九十的出资额源于政府引导基金及平台，导致基金期限普遍局限于“5+2”模式。
田轩强调，这种仅为美国一半的存续期，使得国内资本极难真正贯彻“投早、投小、投长、投硬”的政策导向。在传统独立风险投资受限于期限错配的背景下，田轩认为，CVC（企业风险投资）的主场已经到来。数据表明CVC在早期阶段的投资占比接近80%，真正落实了向早、向小的投资导向。
田轩分析了CVC的独特优势：传统风投以财务回报和快速退出为核心诉求，而CVC则依附于母公司生态，其核心驱动力转变为上下游产业链的战略协同与转型升级。由于剥离了短期变现的压力，CVC对失败的容忍度大幅提升。田轩以小米为例，说明其通过CVC模式投资周边硬件生态，不仅赋能了被投企业，更构建了极强的用户黏性与品牌护城河。
关于CVC的核心运作逻辑，田轩总结认为，CVC完美融合了大型企业研发中心与传统风险投资的双重基因。它既拥有母公司雄厚资金兜底带来的低募资压力，又能直接向被投企业输出核心技术资源，弥补了独立风投缺乏产业背景的短板；同时，它还保留了专业投资机构触达海量项目与把握市场趋势的能力。
田轩还分享了一项学术研究数据来佐证这一点：在获得首轮融资后的五年内，相较于独立风投支持的企业，CVC支持的企业在专利数量等创新指标上展现出更陡峭的增长斜率与更强劲的增速。
整体而言，田轩认为，CVC产业资本通过其独特的战略定位与包容机制，有效跨越了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之间的鸿沟，在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尽管当前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产业投资规模略有波动，但他对产业资本的未来抱有信心。
田轩在最后呼吁，亟需通过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与税费减免等举措，大力鼓励产业创新，为CVC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