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作为国内人均创利最高，而成本收入比最低的A股上市银行，上海银行正将其高单产率、高集约化的经营效益优势，从头部公司客户延伸至中小微客户金融服务领域。
据记者独家了解，截至7月10日，科创板已申报材料企业总数147家，上海银行是其中一成多客户的主办银行，并已针对其中半数企业制定了营销推进安排，将深化金融服务。此外，据上海银行梳理，该行服务的企业客户中，有意向申报科创板的企业数量已超百家。
上海银行分管公司金融业务的副行长黄涛指出：服务中小微科创企业面临诸多挑战，且看似与保持上海银行高集约化的优势相矛盾，但却是顺应国内经济转型发展趋势的必然之举。而金融科技，是上海银行推进科创金融的有力支撑。
另外，在他看来，上海银行分支机构覆盖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和中西部重点城市，扎根国内经济最发达城市，与优质科创产业集群高度重合，是上海银行开创有自身特色科创金融发展路径的丰厚土壤。
信息披露是“教科书”
据初步梳理，目前申报科创板的企业，位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市的企业数量占比在80%以上。这些区域，均是上海银行经营覆盖重点。
据记者了解，微芯生物、上海硅产业、复宏汉霖、先导药业等这些目前颇受市场关注的科创企业，都在成立早期就成为了上海银行的对公客户。黄涛告诉记者，开展科创金融的第一步，是先“找到科创客户在哪里”。
“由于产业链资源配置效率原因，科创企业往往是分类扎堆的。”黄涛表示，以上海为例，生物制药企业多聚集在张江园区，IT业多在市北高新园区，先进制造业多在浦东临港园区。
黄涛表示，该行首先会与各大科技园区，包括国家级、市级和区级园区进行合作，它们为集约化服务科创企业打开一扇窗口。比如，2018年以来，上海银行设立“上银临港科创金融示范区”，为示范区内的8400多家科创企业提供专属服务；成立“上海银行张江科创金融服务中心”，重点支持张江科学城的创新功能集聚区建设，探索科创企业综合金融服务新模式，并取得了积极成效。
“开展科创金融的第二步，是要捕捉国内科创行业的发展新趋势。”黄涛介绍道，上海正在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全面推进“创新药”、“智能造”、“中国芯”、“蓝天梦”、“未来车”、“数据港”建设；因此，要做好科创金融，必须要加强研究分析，加深对行业的前沿认知和实践积累。
科创企业通常是“轻资产”，其经营成果的显现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需要商业银行创新服务模式，以更精准地服务科创金融需求。“我们要回归到最基础的一点，就是通过更多渠道和方式去认识这个企业、行业和企业的上下游。比如，科创板企业的招股说明书、上市推荐材料、问询函及答复资料等，对于我们了解企业和企业所处的行业，乃至掌握一些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情况，都是有极大帮助的。”
黄涛认为，上述材料对银行而言是“极有价值的教科书”，上市企业、中介机构以及交易所审核机构等为此付出了相当多的精力和资源。上海银行总行要求从客户经理、分支机构负责人到信贷审批审查人员都认真学习，就重点企业进行探讨和实地走访，并举一反三对相关行业特点及主要投资机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开展科创金融的第三步，是如何推广特色金融产品体系，主动联系并服务好科创企业。”黄涛表示，该行积极整合各方资源，加强与政府、园区、担保机构等第三方合作，共同服务广大小微科创客群。
例如，该行与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担保基金合作，共同对接上海地区各区政府、相关部委及各大园区，形成多方业务合作机制，专门针对上海“专精特新”企业、集成电路行业等细分领域企业提供优惠、便捷的综合金融服务，还独家试点开展“见贷即保”业务、推出“双创e贷”业务。截至6月末，上海银行在上海市担保基金担保项下贷款余额28.83亿元，业务规模和增量继续位列各合作银行首位。
由浅入深的科创金融打法
在精准圈地科创型客户后，上海银行将金融支持有效渗透的思路由浅及深——“浅”的是常规打法，比如资源配置倾斜和建立专营机制；“深”的是盘活投资机构，打造“股+债”的综合服务平台。
先来看常规打法。黄涛介绍，上海银行率先于同业发布了科创金融服务方案，为科创企业提供100亿专项信贷支持，全力支持长三角区域科创企业成长，培育关键领域产业发展。
同时，上海银行主动对接上海及各地发展科创企业的相关政策，从产品、服务、渠道、机制等方面探索创新科创金融，比如，建立了科创金融专营支行、设计了灵活的金融服务产品、完善了对科技企业的考核配套机制，并依托金融科技提升服务能级并降低风险。同时加大在人力、财务、信贷等资源上的倾斜力度，为今后大力发展科创金融打下基础。
比如，为提升科创板企业服务能力，上海银行在总行层面探索设立科创板企业信贷评审绿色通道机制，以提高效率；并针对性提供投贷联动、财务优化管理、改制重组顾问、高管及员工持股计划、产业并购融资服务、股票质押融资等综合金融服务。
为提升科创企业集约化服务水平，上海银行持续加大金融科技投入，通过科技力量实现批量化和集约化，从而显著提升科创企业服务能级。
黄涛介绍，上海银行已经建立了敏捷开发体系，实现了业务部门与IT部门间的协同作战。“目前上海银行科技人员近500人，一旦业务有开发需求，可以得到及时响应；同时会充分运用第三方最先进技术，为产品开发提供有力支撑。”
比如，近期该行最新升级的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宅即贷”产品，已实现了在线业务申请、实时房屋估价、在线自动派单等功能，并支持最长十年期的无还本续贷业务模式，额度有效期内随借随还，减轻客户还款压力、节省融资成本。这个产品对还处于起步阶段的科创企业有很强的适用性。
再来看“深”的层面，即高阶打法。黄涛一言以蔽之——“股债相融，投贷联动”。上海银行加强与外部机构对接，联合各类支持科技创新的社会资源，包括产业引导基金、科研院校、产业园区、创投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加强跨界合作，打造“上海银行+”大平台，构建了科创金融服务生态圈。
黄涛告诉记者，作为投贷联动首批十家试点银行之一，虽然方案尚未获批，但该行通过多种方式推动投贷联动服务科创企业。“除了利用集团内具有投资功能的机构和投行资源开展投贷联动，我们也积极跟外部机构开展合作，实现另一层次的投贷联动。有上海银行的共同直接参与，对其他机构而言，也会具有很好的示范及促进作用。”黄涛说。
2018年末，上海银行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658.7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7.92%。作为主要合作银行，上海银行还参加了和辉光电第6代AMOLED显示项目、华力12英寸先进生产线建设等重大产业项目的融资安排。
普惠金融走“四化”模式
“在推进普惠金融方面，要避免同质化，更要避免口号化，避免用难以落地的所谓‘实施方案’落实中央和监管号召。”黄涛表示，普惠金融要紧密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和企业生态圈，才能更广泛地服务那些真正有需求，并对国计民生有助益的中小微企业。
上海银行将普惠金融作为战略重点，从机构设置、产品体系、激励约束、队伍建设、科技支撑等多方着手，系统布局，整体推进；并建立起包括将普惠金融指标纳入经营单位考核评价体系、设置小微不良容忍机制、加大普惠金融奖励力度等“敢贷、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
“上海银行的普惠金融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有自己的打法。”黄涛表示。这个特色，就在于坚持四化，打造具有特色的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模式，提高普惠金融的科技含金量。
一是坚持线上化，积极推进现有业务流程的数字化改造，通过打造线上化业务流程及服务模式，不断提升小微客户体验及效率。
比如，2018年，该行推出了“上行e链”在线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打造在线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实现全业务流程的线上化，以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当年，该行供应链金融信贷投放524.87亿元，同比增长117%，并计划在2020年提高到1000亿元。“通过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核心企业信用的可拆分、可组合支付，从而将核心企业的信用延展至二级、三级甚至四级供应商。”黄涛表示，“这就把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为供应链企业整体可控风险的金融模式，从而解决轻资产中小企业在传统模式下无法解决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二是坚持平台化，将普惠金融业务与各类交易场景深度融合，搭建外部合作平台及内部业务支撑平台，同时通过构建“线上+线下”的多层次服务，推进小微企业批量服务模式，实现集约化发展。黄涛介绍，以上海银行服务某跨境电商平台客户为例，国内客户通过该平台跨境销售产品，平均账期约40-50天。“只要有账期，就具备了融资可能性。虽然单个客户的融资额较小，但平台客户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大生意。”
三是坚持标准化，从优化客户旅程角度出发，打造普惠金融标准化金融产品及配套金融服务，实现普惠金融产品的功能完善及客户体验优化。合理的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成本，最终可以在解决“融资贵”问题方面取得突破。
四是坚持集中化，以运营集中、风控集中、资源集中为抓手，打造行内集中化作业模式，实现集约化经营管理，进一步平衡好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以普惠金融审批权限为例，审批权限的简单下放，短期内看似可能提升了效率，但中长期看并不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反而有可能埋下风险隐患。
“效率提升与审批权下放，并不是完全正相关。这也是我们普惠金融的经验和教训。”黄涛表示，金融科技的深度应用，有希望较好解决统一管理和效率优化之间存在的内生矛盾，可以推进商业银行管理质量和服务能力的持续改进。
“在与国内外一些知名科技公司交流中，我们发现其信贷审批模型并不完全依赖传统的信贷评估和内部评级体系，而是依托场景和高频交易，依靠通过AI深度学习，持续优化决策引擎。”黄涛表示，当前普惠金融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需要兼顾短期和长期解决方案，最终要依托线上化、平台化、标准化和集中化等方式来找到令各方满意的答案。
